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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想象中国:主体、认同的文化政治?
发布日期:2016-05-03浏览次数:字号:[ ]

戴锦华 ▌想象中国:主体、认同的文化政治?

    “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个话题,让我回忆起1990年北京大学曾召开过的一次会议。那时会议上的很多学者、作家都非常激情澎湃,认为80年代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历史的错误:忙于将外国的东西介绍到中国,而没有把中国的东西介绍到世界去。而当时的我却唱了一个反调,认为这不是历史选择的问题。

    因为,那大量的外国文学、几百年的外国文化,之所以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进入中国,主要是取决于中国人自身的强大愿望和欲望。而在当时,我们不可能在世界上找到对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对等的欲望。所以,这不是一个我们的主体选择所能完成的任务。只有当“走出去”成为国家战略,获得强有力的硬件支持,依靠中国崛起这个完全不同的国际情势时,它才成为了一个真切的和可实施的问题。

    我在这里想进一步讨论的是:表述中国是在国家层面上会自觉成为关于中国形象、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问题,而对于作家、学者、思考者,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它同时首先意味着一个表述自我、想象自我、如何认知自我的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先回答这个问题——对于每一个当代中国人来说,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文化意味着什么,然后再来看我们该如何表述,如何被世界认知。

    同时,在我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表述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更高的要求:不仅仅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更是要向世界展示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五百年历史当中不曾被提供的价值。中国经历了几百年的艰辛历史,当我们终于走到了世界舞台的高端,终于进入到了整个世界性的事务,终于开始参与乃至主导甚至改变世界走向的时候,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和表述中国,可能就意味着中国向世界提供一种不一样的价值。

 

历史从来都不是关于过去的,历史是关于未来的

    下面我想简单地跟大家分享近年来我在思考的一些议题。首先第一点,我想用一个悖论式的表达法:历史从来都不是关于过去的,历史是关于未来的。在我的生命、我的成长和学术过程中,我强烈地体会到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被坚船利炮打破大门,被暴力裹挟到传播资本主义的进程中,我们一度成为了一个没有未来的国度,我们成为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现代世界所展现的未来路径当中,没有了纵深,没有了可能性的国家。而这样丧失了未来,或者说被剥夺了未来的结果便是,我们丧失了历史。

    你们可能还记得,在80年代甚至到今天,仍然统御着我们自我想象的一个表述:中国的历史是超稳定结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自我循环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从未进步的历史,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造成了中国与海洋文明的隔绝,以至于我们没有任何线性世界的概念,我们的人生观、自然观、历史观都是循环的……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忘记了,中国是一条绵延的长河。只是,当这条长河被某一条坝阻断了他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到他来处的绵延。

    然而,当中国在世界版图中重获自己位置,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展现了自我的时候,我们重新迎回了历史。我们战胜了鸦片战争这段被伤残的历史记忆,所赋予给我们的强大自卑感和自我否定力量,我们在发现历史的过程中第一次意识到,也许我们不是最古老的国家,不是最悠久的文明,不是创作最灿烂辉煌的古国度,但我们确实是在人类文明历史上少有的有着连续历史的国家。

    那么,是什么东西创造了中国历史的连续?答案有很多很多,其中之一是“文字”。当我们意识到,创造了我们文明的连续性,记录了我们历史连续性的东西是汉字、汉语言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意识到,这是我们与主导世界历史几百年的欧洲文化的一个巨大差异。因为欧洲文化最重的根之一,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我们的却是文字,并且是象形文字的连续。

    所以,我们重新迎回了历史。我们重新看到,对于近百年来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的另一种表述。曾经,我们用“饥饿不振、一盘散沙、落后挨打、封闭愚昧”来描述中国;现在,我们从中还看到了历史的另外一面,那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白银资本、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商圈,因为对西方世界的威胁而招致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我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以国家为主的贩毒行为。它洗劫并打破了曾经世界文明中最发达最古老的国家,以至于我们经历了血泪斑斑的百年记忆和长久的挣扎。

    当今天我们重新言说中国的时候,可能需要的一个表述是“反转世界地图”。“反转世界地图”作为一个比喻,指的是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立足点,由不同的主体位置,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讲述中国历史。但是,其中的意义绝不在于,我们试图用中国这个中心位置来取代欧洲的中心位置。相反,在世界历史的进程当中理解、思考、认知中国,它意味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和质询。它是我们真正在自信中再度反思、反省中国,重新建构一个当代中国文化版图,重新打开一个当代中国文化的可能性。

 

我们还没有能够拿出与中国崛起相对应的文化结构

    我与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面对中国崛起这样一个经济和政治事实,我们在文化上还远没有能够拿出与之相对应的文化结构。在这里,我并没有总体地去评价中国文学的能力,也不仅是在说中国文学,而是指整体的中国文化。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中国文化、对中国的理解、以及关于中国文化的主体感,远不能和中国崛起的经济事实相衬。要补充的是,“相衬”不一定意味着强大、强悍或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而是指文化的自觉程度和坚实程度。

    众所周知,我们是被坚船利炮逼到西方的逻辑轨道和版图之中的。这样一个创伤性的转折,在中国崛起的前景之下,好像被越来越少地提及。但实际上,我们不应忘记这段几乎让我们窒息的近代史。因为,我们是被创伤性的记忆甩入欧洲主导的世界历史当中去的,正是它才造成了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现代中国诞生时刻的一系列问题。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发生阶段,辛亥革命的纲领“驱除达虏,光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其实没有包含任何现代化的内容。也就是说,中国在进入现代化的时候处于一个奇异的三元结构之中——洋、华、清,它导致中国处于一个主体中空的状态。而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双重旗帜,强有力地开启了现代中国文化,创造了对中国文化最有利的传统——坚决的自我批判、彻底的自我否定精神,极有勇气面对自己创伤、丑陋的能量。但与此同时,当反封建作为与反帝同样重要的命题时,我们在现代文化开端处,也制造了中国现代文化主体的中空。

    反对帝国主义意味着中国文化的确立,而反对封建主义意味着,我们同时也展开了涤荡中国文化的历史。在现代中国政治历史和现代中国文化的开端处,我们以极端果敢的姿态,去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境况,以极端决绝的态度,去尝试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之下图存。但是,危机状况下产生的现代文化,它所必然构造出的主体问题,仍然延续至今。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今天第一次有了基础和可能,去面对并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国度,中国历史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中国成为了现代文明史上唯一的例外——作为非西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殖民地,没有帝国主义空间的可能性,我们不仅完成了独立建国,成为拥有政治主权的国家,还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加入到全球格局和全球市场中,甚至开始主导这个格局。

    在另一个意义上,我们也是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像当代中国的文学一样,有如此果敢的态度,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文化包含了如此巨大的自我否定力量。所以,当我们说表述中国的时候,大家必须同时问,对每一个当代中国人来说,中国到底是什么?

 

如何看待20世纪的历史,关系到我们如何书写今天的中国、想象未来的中国

    我想与大家分享第三个问题,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关。20世纪是现代历史当中的一个特例,也被世界史学家称为极端的年代。德国的历史学家认为,20世纪的中国几乎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样式的革命。在那些暴力、极端的革命中,在摧毁和重建中,我们的历史经验、文化经验、生命经验不仅被重构和改写,同时也可能是复杂的和创伤性的。

    而今,我们如何看待20世纪的历史,关系到我们如何书写今天的中国,以及如何想象未来的中国。20世纪的历史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原因在于不断的、持续的革命,造成了我们经验的、逻辑的断裂和价值的断裂。当你再一次地想用一个新的整合性的价值去描述它的时候,你是否仍然可能是有效的?你的行为是否仍然是可以确立的?

    我要强调的是,在今天我们试图重新解释20世纪历史的时候,“革命”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外来的,由外力形构而成的历史。因为,中国革命的文化是内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的。例如,《西游记》中的一分为二,即造反的孙悟空和取经的孙悟空,代表着始终蕴含在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双重逻辑的矛盾,即中国式的辩证的历史思考,如结构、个人与权利,个人与历史的问题。

 

想象中国与表述中国,我们今天究竟有什么可能?

    最后想与大家分享:想象中国与表述中国,我们今天究竟有什么可能?

我们被暴力抛入到他人的历史和他人主导的世界当中,于是在我们的批判、反思、自我否定和谋求自我更生、自我图存的历史尝试中,造就了我们现在被讨论了几十年的文化。这可以被称为“他人的语言,自己的故事;他人的眼睛,自己的形象”。以前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他人之镜”中照出真实的自我。而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自我之镜”能不能映照不一样的世界。尽管今天的政治经济格局已然发生了变化,且全新的媒介革命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巨大改变,但这些议题依然存在。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着一个“如何形构中国文化的主体”的问题。

    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洁净的、剔除外来暴力书写及其创伤书写的中国形象。刚好相反,一个新的中国主体、中国形象是存在于连续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中,并内在于我们的生命和身体记忆之中的,同时它也是在创伤和挣扎、反抗、建造的过程之中。可以说,它势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再发现、重构与更新,是20世纪革命记忆所强有力地重组过的中国文化主体。

    最后,虽然很不情愿,我也不得不提下《小时代》。我不去评论它作为文学和作为电影的意义,我对这个作品的强烈不认同,不仅表现在审美和价值上,重要的是我认为它标识了我们对于今天的时代、对于自己、对于中国的一个错误指认。我们绝不置身小时代,我们置身大时代。一边是数码转型,生物学革命,环境和能源危机,一边是中国崛起,将要挑战欧美统御世界的历史格局。我们作为中国人,必然身置大时代。有人说巴黎袭击是人类现代文明的转折点,我大概还没有作出呼应。但是显然,一个后冷战之后的世界正面临多重危机和多重挑战,同时也面临着这个文明前所未有的一次突破的可能。虽然,这个突破的时刻,也可能是危机乃至毁灭的时刻。

    所以置身大时代、中国崛起时代的中国人,在表述中国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高度自觉的中国主体。我们可以庆幸,这个中国主体仍然处于形构之中,因为这意味着近乎无限的可能性。形构之中的中国主体必须是不一样的主体,它必须传递不一样的文化,因为如果没有不一样的文化,没有不一样的逻辑和不一样的想象,那么中国崛起将难以持续。而同时,如果中国不能给世界提供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道路和不一样的出路,那我们今天的世界也不是一个可持续的。

(本文根据戴锦华教授发言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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